为何说苏林的“出奇”成功之路是出自北京之手?

自2023年底以来,越共高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乱,公安部前部长苏林以反腐的名义将党内阮富仲的亲信且位极人臣的三位对手硬生生拉下马。越共中央第九次会议阮富仲及其派系获得政治部、书记处及中央执行委的大力支持,逐渐掌控动荡的局面。

 

苏林甫一坐上“有名无实”的国家主席职位,即刻被免去公安部长职务,随后公安部长职位被交到了一位与他政见不和的公安副部长之手。但6月6日,苏林以国家主席的名义召开全国公安系统会议,并选举产生了公安部新长职位人选,即其派系时任公安副部长、中央委会梁三光(Lương Tam Quang),随后通过越共国会的表决,由梁三光出任新的公安部长。自1975年至今,越共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人事任免情况,从越共党内的规矩看,梁三光只是中央委员,还不是政治局委员,不具备担任公安部长的资格。苏林深知此一弊端,就在两三光出任公安部长仅四天,苏林向越共政治局与书记处提议,由梁三光出任中央公安党委书记,并一致获得批准。

 

6月11日,苏林在河内会见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时谈到,“继续发展对华友好合作关系是越南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和优先方向”。越南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大使熊波在这个时候主动拜访刚上任的国际主席是极不寻常的举动。这表明中共正在想方设法地拉拢苏林,因为他们看到了苏林是越共下一任总书记的最佳人选,而苏林也想借此机会获得中共的支持,越共自建党始,中共即是其最大的外援力量,苏林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对越南政治的影响力。苏林此举,犹如越南历史上的黎昭统帝,为了自私的权利欲望,不惜引狼入室,为中共控制越南政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会,可谓双方一拍即合,只等狼狈为奸的机会到来。

 

苏林出任越共国家主席职位,当然是越共央政治局、书记处及国防部高级将领的高度共识的结果,显然此一结果由于巨大的外部压力逼迫越共作出这样的妥协,毋庸讳言,越共的外部政治压力,就是来自北京的中共领导层。澳大利亚教授卡尔·塞耶(Carl Thayer)表示,苏林是导致越共党内分裂的最佳候选人,他没有得到越共大多数高级领导人及越共国会的大部分人高度支持。证据是在2023年国会选举及批准的44个职位的投票中,在刘名政治局委员中苏林获得了最多数的“低信任”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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