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越共召开十二大后，总书记阮富仲发起烧“反腐”炉行动。直到现在，阮富仲的“反腐”炉，还是烧个没完没了，引起舆论质疑：到底“反腐”、“贪腐”，哪个才是越共的大政？ 12月11日《政府报》网络版报道，“越南一场伟大的审判：38名被告将于2024年1月3日受审”。 消息称，河内人民法院决定，于2024年1月3日，对越亚工艺股份公司涉嫌贪腐一案，涉及两名前部长，及36名被告案件进行一审，牵连部门有医疗部及科技部， 预计审判取证为20天。 据此，所有与越亚公司有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有关人员均被传唤至法庭。本案审判委员会由5人组成，法官2名，陪审员3名。陈南河（Trần Nam Hà）为法庭主审。 长期以来，越共党及国家机关的腐败问题是越南社会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正如前国家副主席阮氏春公开披露的那样，越共官员及有关公职人员“不贪腐，如何活”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有很多证据证明此类社会现象，如工资难以维持生计，或者“不腐败”的官员如何养家糊口，但实际上，这些理由很难令人信服。社会学专家表示，越共贪腐的主要原因是监督机制失效。任何腐败现象，从最高领导到地方各级官员，都存在背后的保护伞。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腐败的高级领导人尽管被发现已久，但仍未受到起诉。舆论认为，越贡总书记的包容、包庇是最根本的原因。 腐败，简单理解就是为了个人或亲属利益而窃取国有资产的行为。但腐败不仅仅是窃取公共财产和金钱的行为，是现在的问题是，越共干部利用自己的职位、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致使当今越共体制内许多素质低，能力低，人品低，学识低的人却能身居高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将数以万计的这种人推上了领导岗位呢？或许越共总书记才是贪腐的根本因素。全球反腐败大势必须采用“法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民间力量参与监督”的措施才可能见到成效。 越共总书记是反腐的最高负责人，然而越南社会的腐败却越反越贪的现象及案件愈加复杂，总书记所发挥的反腐机制及功能似乎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反而在滋养腐败的问题上，总书记的角色却异常明显。最近审理备受瞩目的案件，如新冠疫情期间的“解救”航班；还是即将开庭审理的越亚公司案件，公安部的调查结论都是故意掩盖受贿金额。根据初步证词，越亚公司潘国越为官员花费了8000亿越盾，但调查结论却被缩减为只有1060亿越盾，近7000亿越盾金额在哪个环节上消失？ 越亚公司的80%股份持有者是何许人也？为何至今公安部仍然公布？”这与阮富仲和越共政治局的内部有什么关系？所有公众疑问，或许只有阮富仲可以回答。 前医疗部长朱玉英（Chu Ngọc Anh）收受潘国越送来的20万美元“礼物”，但公安部认定他没有犯“受贿罪”，这表明越共的反腐是有选择性的，也说明越共领导人只是利用反腐败的机会，在党内肃清异己份子，以巩固既得利益者的政治权利，而阮富仲即是这一既得利益集团的首脑之一。 茶媚（Trà My） – Thoibao.de

1986年以来，越南实行革新政策（Doi Moi），经济在近30年的时间里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超过7%，但同时全国严重的系统性腐败威胁着共产党的执政。这就是当改革政策朝着维护共产党政权、通过经济向市场转型促进增长的方向进行时，令领导层“头疼”的悖论。 滥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腐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每个国家的普遍问题，经济上的腐败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政治上的腐败破坏治理机制。也就是说，贪污腐败、资源配置不合理引起抑制经济增长、贫富分化、贫困陷阱和投资风险互有相连。 然而，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现实却呈现出一个悖论：尽管腐败问题普遍存在，但经济仍持续增长吗？ 这种悖论反映了私营企业与政权之间复杂的“双赢”关系。企业需要鼓励作为发展的动力，而极权主义的共产党政权需要增长来确保其合法性。共党公有制及其国有国有企业逐渐失去了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无法适应自由化、私有化和股份化的政策而导致经营亏损，以及经济政策的错误也导致国有企业接连破产，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代初期，越南Vinashin海事工业集团因经营不善而造成严重的亏损。私营企业逐渐取而代之，当市场要求大大小小个体工商户的民营企业都向政府官员索要“特权”时，营商环境、法律制度、政策执行却显得过于“紧缩”。 开放的经营环境使得私营企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逐渐盛行，这种关系实质上被称为裙带资本。共产党政权被迫与资本主义“交好”。 这是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金融家更加熟练地操纵政权，利用论坛或做慈善工作的机会，建立信誉并与各级官员建立深厚的关系，通过贿赂“分享”利润。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很便利”地做生意。 最近上诉审理的越南国际进步公司（AIC集团）案件就是一个确凿的证据。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对立意识形态及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迟早会爆发，腐败贪官权力的内在风险威胁着集权政权的生存。众所周知，2010年代初的越南“法庭”是党的团结破裂，发展成两派的最明显表现。直接管理经济得政府被认为是腐败的根源。体制不稳定、社会动荡，经济增速波动下行。 我想提一下密歇根大学Yuen Yuen Ang博士的书《中国镀金时代：经济繁荣与腐败猖獗的悖论》，2000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本研究概括了中国腐败的四种形式。 一、盗窃：政治精英贪污或挪用大量公款； 二、小偷小摸：盗窃、滥用公款或者向低级官员勒索钱财的行为；第三，“贿赂”：企业或公民向官员支付小额贿赂，以克服法律和制度障碍；第四，获取金钱：商界向特权官员“回扣”的“奖励”。作者指出，自2012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试图通过“打老虎、打苍蝇”的运动来反腐败，但只有前三种腐败是成功的，而第四种，用钱接近官员仍然屡见不鲜。习近平被迫重建旧的极权主义模式，其政策不仅在压制自由，同时在政治体系中重组干部，而且还镇压像阿里巴巴这样“无组织”的资本家，其政策在社会上也扼杀了民主及经济增长。 洪元元博士在这项研究中证明，上述悖论在中国也不例外，甚至与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有相似之处：新兴富人与政府相互勾结导致财富不平等，最终这种腐败的内在风险引发了1893年的危机，迫使美国进行改革并实现进步时代（1890-1920）。 显然，书中传达的信息不仅提供了对腐败更深入、更透彻的认识，在缺乏必要的突破性解决方案来打击腐败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危机。 作为一个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与中国相似的国家，2012年越南在成立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即使在动荡的十年里，也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由于中央集权性质，腐败是由绝对权力的腐败造成的，反腐败尚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越南面临着促进增长和反腐败的双重挑战，引起政权领导人和公众的“担忧”，质疑反腐败的前景和有效性，腐败不杜绝，政权如何维持？

2023年7月18日，越南時政观察界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營救航班”案的审理表明，越南法院的审理方式類似一場“买卖”，其法律威嚴性远低于封建歷史时期。 多家越南官媒正持续更新“營救航班”案審理資訊。卫生部前副部长秘書范忠建（Pham Trung Kien）補充繳納罰款以獲得減刑；广南省副省長原系傷殘軍人家屬，在被提起訴訟期間，補充繳納罰款以“克復”因貪污而產生的不良影響，以尋求獲得寬大處理等案件收到媒體高度關注。 越南國家大學下屬社会与人文科學大学的黎文生（Le Van Sinh） 對此發表評論道：“案件正在審理期間，法院缺让被告家属繳納罰款以“克復後果”的做法非常奇怪，不符合法律審判程序。”黎文生還提到：“越南後黎朝之初，即黎太宗（1423-1442）在位期间，官員只要貪污两匹帛，即可斩首。再看此案的審判像是在表演。” 黎文生補充道：“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词来形容越南腐败的特点，在我看来，越南繼續執行這種反腐敗政策，而不进行任何制度或是行政的改革，那麼只能是越反越腐。此一反腐政策將近10年，腐败现象却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明目张胆。越南反腐败的最佳途径是学习民主国家如何反腐败。

2023年6月2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发表声明：“拘留著名环保活动家黄明红（Hoàng Minh Hồng）的行为令我们极为担忧。” 此声明援引可靠消息来源称，环保活动家黄明红及其几名伙伴于周三被胡志明市警方拘留。5月31日，当其他人被释放回家并要求返回接受进一步讯问时，仍然被警方拘留，并以逃税罪名对其进行执行拘留令。黄明红是近两年来第五个因涉嫌逃税罪名而被越南当局逮捕的环境领域人权保护人士。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当局逮捕其他活动人士后重申：“包括法学家邓廷白（Dang Dinh Bach）被指控逃税并判处五年徒刑，为避免被起诉，黄明红关闭了其所经营的CHANGE组织。 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说法，在越南致力于向可持续和公平的能源过渡之际，环境领域的人权捍卫者遭到逮捕。 然而，为了实现河内对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公开承诺，有必要让人权捍卫者和环境组织积极地参与气候和环境政策制定和决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还对记者、网络博主、Facebook用户、社会活动家和社会组织领导人被任意逮捕、拘留和重判的趋势深表关切。 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报告，截至目前，此类逮捕人数至少为20人，但真实的数据更高。6月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在发表声明中称，对逮捕黄明红及其CHANGE组织的领导人及成员表示担忧。 美方呼吁越南尊重被拘留者的权利，尊重和保护所有越南人民的言论及结社自由的权利。

文明国度是不需要此委那会来打击腐败，只需在法律条款当中制定有关贪污、贿赂的惩罚条例即可，法律一旦得到通过即可生效，国家职能机构将根据法律的条款处理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而无需如越共政权那样设立诸多反腐机构。民主国家的官员只需要接受几千美元的礼金就被定性为贪污，法律即可制裁。 越共为了反腐败而推出诸多道德榜样，如胡志明的德行，以便党员学习其“廉洁”之心，而组织这些学习活动的经费是出自民众的纳税金。但培训的结果是根本没有所谓的廉洁官员，只有未被揭露的贪官。此即阮富仲领导下的越共腐败官员的根本性原因。 2016年3月4日，越共司法部组织的《反腐败法》实施十年总结大会上，越共反腐局及政府监察部主任范仲达（Pham Trong Dat）当时即表示“反腐败有可能我们会先死！” 此一发言引起网络媒体的哗然，但从他们内部来看，此一说法有真实性的一面。 越共反腐败已经到了无法反腐的结局，反腐败力量假设在级别上处于被反腐败力量之下，那么反腐败力量是最先遭到“扼杀”。所以就会出现反腐力量与被反腐力量达成共识以推出，瞒天过海的结论，最终反腐力量被腐化，被反腐力量安然无恙。 2014年，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承认越共在反腐败机构中亦进行反腐败工作。 越共领导常以谎言实行愚民政策，但阮富仲此言却道出了实话，也是自我承认腐败是越共无法根治的疥疮。 此前官员贪污近百亿越盾即被定性为巨大案件，而现在官员贪污上百万亿越盾。以前越共干部配有一辆好摩托车就算是有钱，而现在坊、社基层官员拥有几部豪车已是司空见惯。但其对外宣布的月薪收入却难以为继基本的生活。 阮富仲推出反腐之炉已有10年，但反腐案例却越来越多，贪污绝款越查越惊心动地。如今官员贪污巨额财却可以视为小腐。已经落马的前河内市委书记阮德终（Nguyen Duc Chung）从官多年，被捕出庭受审判时，用250亿越盾收买法官以叛其3年有期徒刑。 不知此人何来如此绝大钱财？ 不是贪污腐败，钱又从何而来？ 越共从中央到地方，买官卖官已然司空见惯，如国会代表周氏秋银（Chau Thi Thu Ngan）花费高达300亿越盾买下无实权的国会代表席位。 可以想见那些有实权及可以干预国家政策，特别是招商竞标的职位，不知此一职位是以何种巨价买卖？ 权力与金钱互换，有钱即可买到官位，因而越共不可能有所谓廉洁官员，包括阮富仲本人。这些官员每日愈贪，不停地贪污国家财产，并未害怕阮富仲所谓的“反腐之炉”，即便阮富仲的反腐之手追查到这些贪官，他们所贪污的资产已足够其几代子孙之用。 阮富仲的反腐被喻为“挠皮之痒”，根本不能根除越共官员的贪腐，其根源归根结底是越共的政治体制造成层层腐败，所以阮富仲的反腐败只是清理表层的污点。只要越共仍以独裁进行统治，越南就会被这些贪腐官员所蚕食直至崩溃。越共体制给越南人民造成的摧残是不可估量的。 编译（Biên dịch）：阮潢（Nguyễn Hoàng）

2021年越共召开十三大之时，范明政（Pham Minh Chinh）获“四柱”之一席，阮春福（Nguyen Xuan Phuc）亦占“四柱”之一席。 尽管阮春福所获之主席职位只是徒有虚名而无实权，但外界也认为他是2026年竞选越共党总书记职位的热门候选人之一。然而，2023农历新年前夕阮春福已被越共政治局淘汰出去，所有的预测已化为泡影。 此前越共政坛即便有变动亦是“四柱”职位之外的变动，若无“四柱”中的某一位领导去世是不可能出现变动的，比如前国家主席陈大光去世的例子。绝不可能有“四柱”之内的领导被罢免，阮春富在任期半道上被淘汰出局，实属罕见。在此之前，越南官员一旦获得“四柱”之位将被视为“安全”，阮春富事件后，“四柱”之位不再是安全的。 如今的“四柱”之位，阮富仲一派占据3席，此界 任期之初，阮富仲一派占席率为50%，至此界任期中期，阮富仲一派占席率高达75%。 从现在到此界任满，阮富仲派系很把占席率推至 100%。 政治游戏有诸多不可预测，就像足球比赛一样，任何时刻都可能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 范明政总理所领导的政府机构之下的四位副总理之中，已有三位被淘汰出局，淘汰率亦高达75%，被补充上位的两位副总被认为并非属于范明政派系。被补充上位的副总理阮刘光（Tran Luu Quang）一旦在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上被选进入越共政治部的话，舆论普遍被认为他很有可能取代范明政之位而成为新总理。 于上（四柱），范明政总被三面埋伏，于内（政府），范明政失去75%的支持率。“四柱”之总理席位比较国家主席席位，实权更为过硬，阮富仲不想使用蛮力，而是以“蚕食”战术，把范明政派系的周边权利削弱以造成其被动局面。 越南政坛上没有所谓的清官，所谓的“清官”皆是被揭发后才显露出来。在过去的两年内，政府内部的人事被严重削弱，此界任期内居然有三位总理及两位部长中途遭到淘汰，且遭到淘汰的人数还会持续上升。而中央秘书处却无一人中途被淘汰，即便是中央经济委员会主席陈俊英（Tran Tuan Anh）也曾传出与贪污腐败有关联，却没有出现中途遭到淘汰的命运。 在越共主要领导班子当中，阮富仲派系中的五人占了四个重要席位。 因此，范明政一人的声音不怎能比得过阮富仲派系之四人的声音？ 阮富仲派系控制了“四柱”即控制了政治局及主要领导班子的权利，这场竞争对于范明政而言，是极其不对称的对抗。 有意见认为，阮富仲不只是贪权，其还有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即假如阮富仲只任两届总书记就退出。其派系之王廷惠（Vuong Dinh Hue），本是竞争力较差，一旦阮富仲退出，王廷惠都不太可能与阮春福对抗，更不用说可以与越范明政抗衡了。 这场权利游戏唯阮富仲的计谋足够险恶，足以消灭 范明政派系及其羽翼。 若让王廷惠“赤手空拳”争夺权利，其必败无疑。王廷惠本是金融学出身，却在竞选总理席位的争夺战当中，败给公安情报专业出身的范明政，此一战表明，没有阮富仲的支持，王廷惠只是扶不起的阿斗。 #越南#王廷惠#范明政#阮富仲#时报 编译（biên dịch）– 阮潢（Nguyễn Hoàng）

2023年3月5日，英国广播公司越文（BBC Vietnames）刊载文章《越南新任国家主义武文赏与那些“红种子”》。 文章回忆，2017年，在义安的一次高校招生咨询会上，一名学生提问“我想当国家主席，越共党总书记，应该报读哪所学校？” 据当时官方媒体的报道，考试与认证副局长蔡公博士表示，这是一个刁难性问题。蔡公对学生作出的答复是：“世见最大的学校是社会学校，并没有任何学校专门培养此二领导职位。”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越南新任国家主席武文赏（Vo Van Thuong）的教育及工作经历与越共党总书记阮富仲（Nnguye Phu Trong）非常相似。阮富仲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及教授之职称，主修方向为党的建设。 而武文赏则毕业于胡志明市综合大学，获哲学学位。胡志明市综合大学即现今之胡志明市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毕业后其主要工作范围是胡志明市共青团。 阮富仲和武文赏的工​​作经历主要是在越南共产党党内，且两人都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援引旅美国哲学博士阮有廉（Nguyen Huu Liem）的发言：“武文赏是传统体制当中利用无能人才治国的一种权利现象，这些没有能力的人只会无条件遵守这种体制所主导的话语及惯性。尽管武文赏深知自己被‘摆哪坐哪’，但他还是表现出很高兴地遵守游戏规则以免得罪他人”. 而阮明哲（Nguyen Minh Triet）和阮晋勇（Nguyen Tan Dung）的例子可以称作比无比的狡猾。 阮晋勇已被淘汰，因为越共党内担心发生巨大变化。”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援引阮富仲于 2022 年12月的演讲，他肯定地说，“越共青年团队伍的人数众多，且年轻，有专业技能，是党内重要干部及各政府部门的人事来源。 在越南，胡志明共青团被认为是“党内可靠的后备”。 学生团体被认为是发展党员的重点对象。在越南国有部门工作的人员，以进入越共共青团为跳板，当做政治上“进身”的道路，特别是积极的参与群众运动，而不是积极地学习及提高专业技能。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越共青团中的积极分子或“精英群众”将被安排上“党感情课”且需写课后论文。或参加中级或高级培训班班以提高政治理论，从而获得入党的权利。阮有廉博士还进一步分析，越南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会出现一代技术性官僚。“因为技术官僚无法控制政治及意识形态局势，而他们本质上只是技术专家只会听从人事安排。变革所需的条件是必须在党内有新一代对权力及改革有热情的政治家来打破现有的局面。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援引从越南共青团位置上进入权利机构的例子，即如前总理阮晋勇的儿子阮明哲，及很多现任越共中央委员，亦是从越南共青团的路子走上来的。 阮有廉博士评论说，越南共产党政权在充满艰难的背景下，仍以躺平地姿态骄傲地生存，这种势头还将继续发函下去，直到消耗掉过去100年的奋斗精神。就像19，20世纪的阮朝一样，这个政权会安然无恙直到有外力导致它的崩溃。 秋芳（Thu Phương） –时报（Thoibao.de）报道，译文（ban dich）——阮潢（Nguyễn Hoàng）

近日，胡志明市税务局向宝源（PouYuen）公司的失业工人征收10%税款，引起了网络媒体的一片哗然。 如果征收10%的收入，按照总额超过 2750亿越盾计算，以及275亿越盾。 那么宝源公司的职工既丢了饭碗，又要为党和国家赔缴纳税款。 越南共产党是自称为“工人阶级的党”的谎言不攻自破。 为了解释这一不合理的税收行为，《劳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是“10% 是将对 2750 亿盾的工人遣散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宝源公司的10% 税率与对彩票奖金征收的税率相同。” 他们比较了这项征税以及对彩票中奖者的征税。然而这种解释并不讨好。 对彩票中奖者征收的是个人所得税。 中奖者的收入非常可观，数额可高达数十亿盾，而大多数劳动者的补贴不到1000万盾。根据越南国家税务法的规定，每月收入超过1100万盾且没有赡养其他人之责的公民才需要纳税。如果有赡养人员为1人，那么收入每月收入超过1540万越盾赡养 2人且每月收入超过 1980万越盾，赡养3人且每收入超过 2420万越南盾，赡养4人且每月收入超过 2860万越盾才能征税。 因此，胡志明市税务局将2800名工人的津贴，全部按照征收2750亿越南盾的税收属于带有诱导性违法行为，他们辩称“对2750亿越南盾的10%征税类似于向彩票中奖者征税”。 中彩是个人的钱，2750亿是一个群体的钱，包括2800个失业者。概念完全不同。失业者领取尚未征税的福利，而“工人阶级党”为何要抢他们的钱？ 这笔款项只是“临时征收”。 事实上，如果他们是想私吞。为什么是临时征收？因为工人要退税时，要提供很多复杂的文件。 同时，工人们不理解复杂的文书工作。 况且工人领了500万盾的补贴，却被缴纳了50万，还被罚得如此严重，很多工人只能放弃被强制缴纳的10%。 “工人阶级党”通过征税10%的手段剥削工人的合法收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2020年7月，因为COVID-19疫情，宝源公司也不得不与2800多名工人解除劳动合同。宝源公司还为失去工作的工人提供福利，他们也需要为这项津贴缴纳所得税。然而，当时社会舆论并没有为而发声，胡志明市税务局也未收到这笔款项，至今也没有得到退款。如果社会舆论不造势，这笔钱将不知所踪。 民众目睹官员的房子会想到什么？ 一栋栋拔地而起的且富丽堂皇的小别墅，其价值相当于这些官员工作一百年的工资，甚至是更长时间。 他们的私家车的价值相当于他们十年的工资。他们送孩子出国留学，每年的费用也相当于他们10年的工资。他们吃一顿镶金牛肉相当于他们三个月的工资等等，还有一些是看不见的个人财产，如同冰山的一角。 所有这些官员的资产都来自工人阶的血汗钱，却随时被“工人阶级党”利用。这就是越南执政党的剥削本质。 大孝（Đại Hiếu）– 时报综合（Thoibao.de）tổng hợp-译文（bản dịch）–阮潢（Nguyễn Hoàng）

如传言，3月1日下午，越共中央召开非正常会议选举国家主席。此次会议原计划是2月27日，后改为3月1日。本质是一个走过场的程序，越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政治局的提名，任武文赏（Vo Van Thuong） 为越南新一届国家主席。 武文赏是此届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委员，年仅53岁，其连续两届成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至今无人打破此一记录。 2016年武文赏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时年仅46岁。 据一些分析人士称，武文赏为人温和，不参与利益对抗，他属于“放在哪里，就呆在那里”的一类，其仕坦途，没有大起大落，官场道路似乎有“早已安排”的布置。直至目前，与老练的众多政治局委员相比，其面孔被认为是相当“稚嫩”。 在越南政场上，通过共青团路线从政是许多官员的首选方式，他们将孩子送进越共共青团，接着走上越共中央青年团的最高职位，随后自然而然地进入越南党中央的权利机构，开始政治生涯。 越南前总理阮晋勇（Nguyen Tan Dung）将其儿子阮明哲（Nguyen Minh Triet） 送进越南平定省共青团。阮春福（Nguyen Xuan Phuc）亦采用同样的方式将其儿子阮春孝（Nguyen Xuan Hieu）送进越南北江省越共共青团以便开启政治前程。 越共内部政治由共青团与党部两部分构成。 在越共党中央，竞争太激烈，容易让战斗力不强的红种子半途“落马”。而在越共共青团，竞争压力小，素质较差的红苗子被父母送进共青团作为锻炼机会。 阮晋勇的两个儿子直接进入两个部分，阮清义（Nguyen Thanh Nghi）直接去了党中央，比较柔弱的阮明哲加入了越共青年团。 越共共青团的政治道路是非常有前途，许多越共政治人物皆从共青团的位置上成长起来，例如：胡德越（Ho Duc Viet），前政治局委员张氏梅（Truong Thi Mai） ，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席武文赏以及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委等，党中央委员都从共青团的任上步入官场。 越共共青团是为官二代进行政治培训而设的权利机构，被送入此机构的官二代容易得到升迁，武文赏即从学生时代起就在共青团任职，紧接着担任胡志明市共青团第一书记，在这个位置上进入中央宣教委担任一届书记，之后进入越共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任期二年，并为担任国家主席买下伏笔。 可以说，武文赏的政治生涯如“走马看花”，只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各种重要的职位后得到大幅度地晋升。武文赏的政治仕途犹如高速公路上行驶，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物。同阮清义的政治生涯相比，武文赏的进步是非常之快。 在阮清义的年纪，武文尚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 “泡沫公子”武文赏在各位同僚不择手段地争夺政治权利的环境下能稳步上台，实属不寻常的现象。直至目前，舆论还在质疑，武文赏到底是谁的后代，是否其父辈为他安排了这样的官场仕途？这个疑问似乎没有答案，武文赏同志是哪位同志之后，只有党内清楚，武文赏自己清楚。也正因如此，武文赏的失土才能如此的稳步上台，而无论别人如何努力，都难以企及。 秋芳（Thu Phương） – 时报（Thoibao.de） 综合，译文(bản dịch)—阮潢（Nguyễn Hoàng）